黎红雷教授作主旨报告
2024年7月20日上午,全国企业儒学团体联席会议秘书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全国企业儒学团体联席会议指导、东北财经大学主办的“第二届企业儒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企业儒学与中国式管理创新》的主旨报告。
黎红雷教授指出:“中国式管理”自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已经近半个世纪了,但成果却不尽人意——这里的“成果”,不仅包括理论的成果、实践的成果,更包括理论和实践成功结合的成果。究其原因,一是没有明确中国式管理创新的思想源泉,二是没有明确中国式管理创新的实现路径,三是没有明确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方向。而当代新儒商的成功实践,为我们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打开了思路。
第一,儒家思想是中国式管理创新的源头活水。探索“中国式管理”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就其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来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秦始皇采用法家学说迅速统一中国,秦朝却二世而亡;汉初采用道家学说创造出“文景之治”,却无法支撑内忧外患的大一统国家;直到汉武帝采用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合了诸子百家学说的“儒术”,成为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东汉后佛教东传,道教兴起,又经过千年的融合,终于在宋明时期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合流的“新儒学”,并且深入民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以上事实证明,儒家思想正是两千多年中华传统文化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主流。
南宋儒学大师朱熹有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们把任正非称为“企业界的思想家”,而任正非本人却自觉的为自己的思想寻找来自儒学的源头活水。当代新儒商典范任正非把自己的“灰度哲学”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接,“以奋斗者为本”与儒家的“自强不息”对接,“自我批判”与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对接,并多次称孔子为“圣人”,号召华为人向孔子学习,像孔子那样思考,做孔子那样的“奋斗者”,成为“从泥坑里爬起来的圣人”……在在都体现了任正非对儒学作为自己思想源泉的自觉追寻。除此之外,还有不自觉的探索与思考。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华为实行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员工持股的激励分配制度,这种制度一般被认为是任正非和华为的独创。直到2006年,电视剧《乔家大院》风靡大江南北,华为人观看《乔家大院》,了解到晋商的“身股制”,并追索到其背后的核心精神,正是来自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这句话背后其实正好体现了华为对于激励分配的深度理解。老板把钱花出去,人才就会来,这是学习晋商的一个深刻感受。”
其实,任正非的行为在当今中国的企业家中并非个例,在“博鳌儒商论坛”和“全国新儒商年会”中,就有千百个像任正非那样以儒家思想指导企业治理并取得卓越成绩的企业家。 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在当代新儒商将儒家思想作为现代企业治理思想源头活水的同时,我们企业管理学界的一些研究者对儒家思想却“敬而远之”甚至“不敬而弃之”。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打到孔家店”和“批林批孔”的上个世纪,不屑于讨论儒学,甚至热衷于揭露儒家的“伤疤”,批判儒家思想的“糟粕”,企图以此来实现“中国管理的现代化”。殊不知他们这样做,与其初衷简直是南辕北辙,越离越远。须知中国管理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华文化,而如果作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管理的现代化只有负面作用的话;那么,这样的所谓“中华文化”又有何价值可言?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管理创新”,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向任正非等新儒商企业家学习,连接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而拓展中华民族治理文明的历史长河,方能不辜负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大会报告现场
第二,守正创新是中国式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中国式管理”的“创新”,不是所谓“破坏性创新”,更不是所谓“颠覆性创新”,而是“守正创新”。守正是创新的必要前提,创新是守正的必然结果,以守正保证创新的正确方向,以创新赋予守正的时代内涵。任正非指出:“中华文化之所以活到今天,与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是有关的。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文化,早已不是原教旨的孔孟文化了,几千年来已被人们不断诠释,早已近代化、现代化了。中华文化也是开放的文化,我们不能自己封闭它。向一切人学习,应该是华为文化的一个特色,华为开放就能永存,不开放就会昙花一现。”任正非站在现代化的角度,将“原教旨的孔孟文化”,诠释为华为的企业治理哲学,就是守正创新的典范。
所谓“守正”就是“恪守正道”。什么是“正道”?从中国式管理创新的角度来看,所谓“正道”就是中国传统的治理之道,简称“治道”。实际上,“治道”正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原生形态。《史记·太史公自序·论六家要旨》指出:“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阴阳家如邹衍《主运》:“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儒家如《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墨家如《墨子·兼爱中》:“兼相爱、 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名家如《邓析子》:“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法家如《韩非子·八经》:“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道家如《道德经·第六十章》:“治大国若烹小鲜”;如此等等。而正如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一样,儒家的治道也是中国传统治道的主体。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各国君主提供治国理政的方案。在此过程中,孔子明确提出“治理”的概念:“邻国相亲,则长有国;君惠臣忠,则列都得之;不杀无辜,无释罪人,则民不惑;士益之禄,则皆竭力;尊天敬鬼,则日月当时;崇道贵德,则圣人自来;任能黜否,则官府治理。”这里,从外交、内政、人事、法律乃至信仰等方面,全面论及了儒家治理之道的内涵。虽然孔子的主张当时并没有得到采纳,但自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治理之道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思想而付诸实践,唐代魏征等人编撰的《群书治要》、宋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等书,就对此留下了丰富而生动的记录。古人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在当代,《论语》的精神当然也可以治理企业。中国式管理创新,只有赓续传统,“推明治道”,才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所谓“创新”就是“推陈出新”,不断依据时代的需要而创造出新的事物、新的理念和新的局面。我们知道,诞生于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为现代企业管理的科学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今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东西方管理智慧相互补充、融会贯通,是当代世界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趋势。为当代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中国的概念”,为现代中国管理注入“本土化的因素”,为建立当代管理学界的“中国学派”奠定坚实的思想根基,正是中国式管理创新的时代价值。
依据当代新儒商示范企业宁波方太集团的成功实践,“守正创新”的中国式管理创新之路,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六字方针:“中学明道,西学优术,中西结合,以道御术。”这里所谓“中学明道”,就是明确树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信仰体系;“西学优术”,就是接受并优化西方近百年来发展出来的现代管理体系、流程、制度、方法和工具;“中西合璧”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科学技术有机地糅合在一起,成为“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以道御术”,就是以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去“观照”西方的管理制度、流程和方法,使之完全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
企业家对话:企业儒学的企业实践
第三,企业儒学是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和企业界对西方企业管理理论的学习和应用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和探索也着力不少,但迄今为止,“中国式管理创新”却依然像一堵坚硬的“城墙”横亘在我们面前,使人不得其门而入。怎么突破?任正非“只对着一个‘城墙口’冲锋”的战略战术也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示。2016年,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谈到:“华为坚定不移28年只对准通信领域这个‘城墙口’冲锋。我们成长起来后,坚持只做一件事,在一个方面做大。华为只有几十人的时候就对着一个‘城墙口’进攻,几百人、几万人的时候也是对着这个“城墙口”进攻,现在十几万人还是对着这个‘城墙口’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最终在大数据传送上我们领先了世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任正非在这里说的虽然是技术上的突破,但对学术理论上的突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正如任正非在上述专访中所言:“没有理论基础的创新是不可能做成大产业的。‘板凳要坐十年冷’,理论基础的板凳可能要坐更长时间。”“中国式管理创新”正是这样一种需要十年甚至几十年“坐冷板凳”的基础研究。
黎红雷教授自1987年起,追随成中英、曾仕强诸先生研究中国管理哲学,而开拓“企业儒学”领域,迄今三十余年。在报告中,黎红雷教授积多年来的探索与思考,提出“企业儒学”作为当前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供各位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同仁考虑。
什么是“企业儒学”?“就学科定位而言,企业儒学是当代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领域,也是当代企业理论的一个中国化表述;就理论形态而言,企业儒学是对千年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也是对百年企业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就实践基础而言,企业儒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经营管理实践的概括与总结,是新儒商企业治理智慧的结晶。”
学者对话:企业儒学的理论建构
把“企业儒学”作为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可以推动儒家思想在企业的创造性转化。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在中国古代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精神遗产。企业儒学将古老的儒家思想融入现代企业的治理实践,德以治企、教化为先,义以生利、利他经营,信以立世、诚以待人,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样板。
把“企业儒学”作为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可以促进西方企业理论在中国的创新性发展。“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组织模式来自西方。在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西方的企业理论得到广泛的学习、借鉴和应用。而由于所根植的社会文化土壤不同,中国的企业家,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受到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使中国的本土企业出现了与西方经典企业诸多不同的因素。企业儒学以“拟家庭化”发展企业组织理论,“拟书院化”发展企业教育理论,“拟身股制”发展企业股份理论,既是适应中国本土企业现实的需要,更是对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超越。
把“企业儒学”作为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可以为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的方案。在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商业文明以“利己主义”为标志,以企业为中心,以股东为第一,盲目地增长,片面地强调企业利润最大化,在价值理念、经营模式和市场结果方面逐步衍生出资本至上、赢者通吃和两极分化的恶性循环,其理论基础和发展前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新商业文明的核心是从利己主义转向利他主义、从经济利润转向价值创造、从零和博弈转向和谐共赢。为此,企业儒学主张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落实到企业,以成功转化员工、顾客、合作厂商、社区群众乃至社会大众的思想。成人而成己,成己而成人,成己而成物,从而为当代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的方案。
把“企业儒学”作为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可以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的篇章。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智慧。企业儒学紧紧围绕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 ,以“自强不息”激励企业家要努力奋斗,以“厚德载物”提醒企业家要宽厚包容,以“与时偕行”教导企业家要不断创新,必将在赓续中华文明伟大精神的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的灿烂篇章!
黎红雷教授最后报告说,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其本人及其团队在企业儒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引导新儒商企业家的实践行为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工作,有了一些初步的成果:1、黎红雷著:《儒家管理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版,2010年第三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2、黎红雷著:《儒家商道智慧》,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3、黎红雷著:《儒商文化通论》,企业管理出版社(即将出版);4、黎红雷主编:《企业儒学2017》,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5、黎红雷主编:《企业儒学2018》,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6、黎红雷主编,晁罡、胡国栋副主编:《企业儒学的开创与传承》,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
目前,“全国企业儒学团体联席会议”的平台已经建立,“企业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届2023年4月27-29日在广州,第二届2024年7月20-21日在大连先后举行;以企业儒学的实践者企业家为主体的“全国新儒商团体联席会议”的平台也已经建立,“全国新儒商年会”,首届2022年11月28-30日在宁波方太,第二届2023年11月19-22日在广西桂林,第三届2024年11月23-25日在广东佛山先后召开。借此机会,呼吁学术界和企业界更多的有志者加入我们的战斗队伍,一起对着“企业儒学”这个中国式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不断冲锋,密集炮火,饱和攻击”,最终像任正非引领华为在大数据传送上领先世界一样,共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企业治理学科体系,造福企业,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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