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026年上半年，仅A股上市的企业，其海外收入就达到6.06万亿元，海外收入已经占到营收16%的比重了。仅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出口额已接近1.3万亿元。头部企业的全球化表现更为突出，比亚迪2025年乘用车及皮卡海外销量达到104.96万辆，同比增长145%；宁德时代海外市场收入占全年营收的比例已升至30.6%。 

但市场越大，风险随之变大。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企业在美国新涉知识产权诉讼1227起、涉美“337调查”24起；到了2025年，两项数字进一步升至2053起和29起，专利诉讼平均判赔额达到495.35万美元。 

这意味着，当出海从寻找增量，逐渐变成企业增长的重要路径，合规能力正在成为中国企业的第二道护城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样优秀的品牌和产品，可能最终就因为知识产权，让自己铩羽而归。这不是危言耸听，看完这几个案例就知道了。

产品走出去之前，专利要先行

2022年3月，卢森堡3D扫描设备企业Artec Europe起诉创想三维及相关企业，指控其3D扫描产品侵犯三项美国专利。2024年的Markman权利要求解释中，法院对多项争议术语的处理被认为总体更有利于Artec。

然而今年4月，法院又转而支持创想三维关于其中一项专利不存在“字面侵权”的简易判决请求，但拒绝了其余主要简易判决请求。但胜负至今未定，从立案至今，诉讼已经持续四年多，这本身就是一种成本。

除了创想三维，同样遭遇的中国品牌还有很多。

运动相机企业影石创新与GoPro的美国337调查中，影石虽然在多项实用专利争议上取得有利结果，但ITC最终仍认定其部分产品涉及GoPro一项外观设计专利，并签发有限排除令；GaN半导体企业英诺赛科与英飞凌的争议同样进入美国337程序，最终部分旧型号产品涉及的一项专利被认定侵权，相关排除和禁售措施在总统审查期后生效。

标准必要专利则是另一条战线。联想与爱立信围绕5G SEP许可在多个司法辖区持续交锋，2025年英国上诉法院就临时交叉许可作出裁决；海信也在2025年遭诺基亚分别在德国、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和美国提起视频编码专利诉讼，双方直到2026年1月才通过专利许可结束相关争议。 

行业不同，路径却大差不差——企业市场份额越大、产品进入的国家越多，专利、商业秘密和标准必要专利就越可能从技术问题变成经营问题。

敲钟上市之后，披露责任才真正开始

专利问题的影响往往并不止于自身，如果想上市，一旦做不到信息充分披露，可能最终影响的是整个股市。依旧是这个创想三维，今年5月底创上市期间，其美国专利诉讼的披露已经引起部分投资者关注。香港投资人权益关注组当时就曾公开质疑招股文件对诉讼最新进展的披露是否充分。但这家公司直到5月29日上市之后的6月8日再以自愿公告回应相关报道及市场疑问。

问题并未就此结束。

7月23日，美国法院排除创想三维一方损害赔偿专家意见；到了8月26日，公司发布中期业绩时，在或然负债部分仍称，潜在法律责任“不重大”。

其实根据香港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于重大的非调整事项，如果不披露可能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经济决策，应说明事项性质及其财务影响，或者说明暂时无法估计。投资者权益关注组也据此提出，公司即使维持“不重大”的判断，也应解释最新依据，而不能只给出结论。

近两年的香港市场执法案例已经说明，上市文件和持续披露中的“信息差”，越来越难被视作小问题。

今年4月，港交所谴责云工场科技及四名董事，原因包括上市过程中未在招股书和盈利预测备忘录中反映已经计划或签订的、分别超过1.6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和资本开支，并要求公司聘任合规顾问。2025年9月，复宏汉霖因上市首日将1.17亿美元IPO资金交由资产管理安排、相关用途偏离招股书披露且未及时公布，被港交所谴责。

就在不久前，港交所又公布对Home Control International的纪律处分，公司在上市前后订立投资产品认购安排，涉及改变IPO募集资金用途及须披露交易，却未按上市规则完成相关披露，公司及两名前董事因此受到谴责。

这些案例说明，上市绝不是合规工作的终点。企业身份一旦从私人公司变成公众公司，投资者真正需要的不是管理层永远判断正确，而是在事实发生变化时，能够及时获得足够、对称、可以据此重新判断的信息。

正如香港投资人权益关注组在谈及创想三维事件时所说，选择性披露最值得警惕的后果，是一部分市场参与者已经掌握最新情况，普通股东却仍依据过时或过度概括的信息作出决定。

合规能力，正在成为全球化能力的一部分

中国企业全球化已经从“把产品卖出去”，进入品牌、技术、供应链和资本同时国际化的新阶段。相应地，合规也不能再被放在业务之后补救。

所以，在产品出海之前，应先把专利检索、自由实施分析和全球知识产权布局做在前面；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场之后，则应把持续披露机制置于投资者追问之前。

对企业来说，真正昂贵的往往不是提前做合规，而是在风险已经变成诉讼、禁售、监管处分或投资者信任损耗之后，再回过头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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